【文/网专栏作者 常松】

近日，一年一度的考研发榜，而另一类项目格外引人注目：最近，北京理工大学、哈尔滨工业大学、西北工业大学启动“博士+硕士”双学位项目的申报和公示；此外，北京交通大学、南京大学、山东大学等多所高校也启动试点。

显然，这一举措是各高校根据教育部的要求，进行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新举措。而此次试点单位也几乎都是理工科专业。联系起同样在前不久讨论“张雪机车”时引起网络对“985高校的博导，搞了三十年内燃机，论文、专利、国家级项目样样不缺，却没有造出一台能用的摩托车发动机”的热议。

只有初中学历的张雪为何让高学历的研究生为自己的导师汗颜？大学成果为什么不能转化？工程领域人才培养如何培养？在当下人工智能深度重塑产业格局的时代变革中，这些话题再次被摆到了公共话题中。

在整个“产-学-研-用-金”的大链条中，教授们和“张雪们”应该处于哪个合适的位置？大学和教授们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？理想与现实之间到底存在怎么样的“卡点”？

“学术”与“工程”两条曾经交织的平行线

顶级的工程成果无法发表顶级的期刊论文；顶级的学术期刊成果无法转化为工程应用与社会经济效益——这已经是当下世界学术界与工程界的真实写照了。

进入21世纪以来，“学术”与“工程”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两条平行线。在高校的学者们更多的是为工业界提供基础理论的支撑，而要走向产业化，非要纵身入水，直接投身实业界不可。而越来越多像张雪这样的工程界创业者，借助学界的研发力量为产品开发赋能。

在张雪机车的项目中，张雪的角色，在工业界更多是型号总设计师，产品经理，而不是直接的一线研发人员和车间主任。他组建了超100人的研发团队，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高达80%。核心研发岗上，硕士、博士扎堆。前雅马哈、川崎的技术高管坐镇。重庆大学、季华实验室的专家教授深度参与。

其中，季华实验室为张雪团队研发的TiAl气门，是发动机耐高温材料的关键突破，该实验室本身就是由博士团队主导。然而，发动机的燃烧仿真的湍流模型是经过了数十年流体力学的学术积累。复杂液滴破碎理论，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中期的基础研究。耐高温气门材料TiAl合金的相变机理，正是前人在数十年的基础材料研究中经过大量实验总结完善的。

回溯世界高等工程教育的历史，“科学”与“技术”一直是“工程”的两大主题。“工程教育”到底教什么，在过去两百年间也一直争论不休，不同的思潮先后涌现。早在法国拿破仑时期，专门培养工程应用人才的学校就诞生了，被认为是最早的工程学院。

20世纪40年代以前，是以传统工程观为导向的工程教育阶段，侧重于专业技术知识的掌握；20世纪40-80年代，引进科学理论被大量引入到工程领域，随着量子论、相对论等现代科学大爆发，数学、基础物理等研究方法被工程领域大量使用，从而诞生了如断裂力学、疲劳力学等用以解决工程问题的科学理论，称为“工程科学运动”，这一时期高等工程教育尤为注重数学物理的基础，影响至今。

20世纪80年代以后，由于工程科学的一路狂飙带来了教育界和工业界的“两层皮”，为了纠正工程教育的偏差，提出“回归工程运动”，核心内容是改革过度科学化的工程教育体系，使工程教育回归到工程实际。

直到1993年，麻省理工学院院长莫尔提出了“大工程观”概念，阐释出“工程”是建立在科学与技术之上的包括社会经济、文化、道德、环境等多因素的“大工程”涵义。至此，“工程”与“高等工程教育”成为了区别于基础科学的独立的办学思想。工程理论、工程技术、工程设计、工程实践、工程伦理都称为工程教育的内容。

到了21世纪，人类的工程们从未如此的精密复杂，也带动了工程学科的大交叉大融合。特别是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技术浪潮下，工程教育的多元性和交叉性相比于其他学科尤为突出。这也就催生了工程教育要不断根据产业界的发展持续更新迭代。此次，多所高校陆续启动“博士+硕士”双学位项目，正是这一特征的反映。

这也正说明大家都意识到了，如今的中国学术界和产业界，呈现出了另一番不正常的现象：高校作为基础理论的研究阵地，企业作为工程创新的实践阵地。两者的发展轨迹和游戏规则截然不同，已经渐成平行线。

高校的学科评估、双一流评估主要考察指标还是以教学与科研为主。自然科学基金、国家重点研发等纵向课题的数量与经费，国家三大奖的数量和排序，院士-四大青-四小青的人才梯队建设，国内外顶级学术期刊论文成果发表数量等方面依旧占主要比重。

从国家顶层设计上看，虽然教育部等主管部门持续出台文件鼓励高校成果转化，但是从更大的视角上看，国家对于技术革命、产业发展、行业创新的重担，更多地压在企业端。

事实上，在中国科学院成立四十年之后，中国工程院于1994年成立，旨在推动中国工程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，加强工程科学技术队伍和优秀人才的建设与培养。这本身就代表着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之外，为工程领域的研究实践开辟另一条赛道。

2024年，首届“国家工程师奖”表彰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，设立“国家卓越工程师和团队”荣誉，颁发奖章表彰在工程技术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人才和团队。

由此可以发现，从评价标准到荣誉成就，学术界和工程界已经发展出了各自的体系，成为了极为复杂的系统。虽然政策设计追求“既要又要”，媒体也喜爱宣传“两开花”，但是，能在任何一方面做出突出成就已经要穷尽数十年之功，而如今绝大多数没有顶级资源和恰当成果的学者和工程业者，都很难横跨两界获得大圆满。彼此赋能和彼此成就的耦合，才是发挥各自优势的最优解。

重庆两江新区“张雪机车”生产车间整车总装流水线。

困在“晋升锦标赛”的大学教授

北京大学周黎安教授最早将晋升竞赛（锦标赛）理论框架引入政治经济学领域，主要描述上级政府以可量化指标（如GDP增长率）考核下级官员绩效并决定晋升的竞争机制。在中国多层级行政体制下，该机制通过纵向行政发包与横向官员竞争互补推动经济增长，形成“官场+市场”模式。

同样的道理。部属高校按照教育部统一要求，省属高校听从省教育厅指挥，又进而受教育部领导。全国一盘棋的情况下，学校给教师考核指标，实质是上级主管部门对于学校考核指标的拆解。只有极少数办学水平远在考核指标要求之上，比同学科的其他高校拥有巨大优势的名校才能从容地设置考核指标，给教师自由成长的可能。其他绝大多数高校，都不得不身处这场“学科建设锦标赛”之中，不进则退。

相比于政府体系的铁饭碗，高校教师，尤其是青年教师，还面临着“非升即走”的压力，这使得他们更加不得不参与到这场锦标赛之中。而在高校成果产业化的实操过程中，这种“唯帽子”也随处可见。比如在很多地方政府的人才引进项目评选中，划分等级的标准就会明确写出“院士”“长江学者”的要求。科技创投资本，尤其是投早期市场的资本，评价项目时相当大的比重就是看创始人的“帽子”，尤其是政府引导基金下的项目。尽管高校已经“破五唯”多年，但是人才的头衔依旧是政府和资本眼中的“硬通货”。